同事侧脸出现在自己手机相册里，被对方看到后要求删除，这类场景在办公场所并不罕见。争议点通常落在两个层面：一是拍摄行为本身是否取得同意，二是照片存于私人设备、未对外传播，是否仍构成对肖像权的介入。民法典对肖像权的规定，与大众习惯中”不商用就不算侵权”的理解存在明显落差，而这一落差正是多数纠纷的起点。
一、肖像权保护的起点不是”传播”，而是”制作”
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明确，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条文列举的四项权能中，”制作”排在首位。这意味着拍摄他人肖像这一动作本身，就落在肖像权人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并不需要等到照片被发布、被转发、被用于营利才触发。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进一步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与已经废止的民法通则相比，这一条删去了”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定。过去常被引用的”非营利不侵权”说法，在现行法下已不能直接套用。拍下同事侧脸并存进相册，属于”制作”加”使用（持有）”，是否经同意，成为判断的关键事实，而非照片有没有发出去。
二、侧脸、背影、局部，未必躲得开
有人以”只是侧脸””没拍正脸”为由认为不涉及肖像。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二款对肖像的定义是可识别性：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判断标准落在”能否被识别为特定人”，而不是拍摄角度。侧脸配合发型、衣着、工作环境，在同事这个特定关系圈内往往具备很强的可识别性，被认定为肖像的可能性并不低。
同样需要留意的是”外部形象”的表述。它并不局限于面部，体态、背影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构成肖像。办公场景中抓拍同事伏案的背影、侧身接电话的轮廓，如果足以让认识的人辨认出是谁，就进入了肖像权的讨论范围。
三、合理使用条款能覆盖到什么程度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规定了五项可以不经同意使用肖像的例外，包括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已公开的肖像；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以及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肖像权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把同事侧脸存进私人相册，通常难以归入上述任何一项。个人学习、艺术欣赏针对的是”已公开的肖像”，随手拍的同事照片并非已公开内容。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一条，要求肖像属于环境的必要组成部分，一张以人物侧脸为主体的照片也很难套用。换句话说，合理使用条款留下的空间比直觉中要窄。
四、同意可以是口头的，但要留得下痕迹
法律并未要求肖像使用同意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同意同样有效。问题出在举证：一旦发生争议，主张”对方当时同意了”的一方需要提供证据。实践中较稳妥的做法，是在拍摄前后通过微信、邮件等留下明确记录，说明拍摄内容、用途和保存范围。若拍摄涉及同事的办公状态，还需注意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衔接——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需取得单独同意。
对于确有留存必要的场景，例如工作留痕、活动记录，宜将拍摄范围限定在必要限度，并在事后向被拍摄者说明照片的存放位置与用途。湖南见田律师事务所在处理相关咨询时也提示，办公场景中的拍摄同意，最好在拍摄当场确认，事后补记的证明力往往打折扣。
五、已经存下的照片怎么处理
如果照片是在未取得同意的情况下拍摄并保存的，肖像权人有权要求停止侵害、删除照片。删除应当覆盖相册、聊天记录、云端备份等全部载体，仅从相册移除而保留在网盘或回收站，不构成完整的停止侵害。若照片已被转发，还需追溯转发链条一并处理。
从拍摄一方的角度，收到删除要求后及时处理，通常能避免争议升级；继续保留或以”又没发出去”为由拒绝，反而可能使原本轻微的摩擦进入侵权认定程序。肖像权纠纷中，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是常见的责任方式，赔偿则以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为基础，难以确定时由法院酌定。
手机相册是私人空间，但拍摄对象是他人时，这个空间就与肖像权的边界发生了交叠。按下快门前确认一句，比事后解释省事得多。